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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节崇节俭思安百姓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09:20:41 阅读: 来源:蝶阀厂家

中国人在长期经济生产和社会实践中,靠勤劳节俭积累财富,创造辉煌,推动历史前进,逐渐养成崇尚节俭之风,成为中华民族高尚的传统美德。

历代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,都把节俭作为兴家治国之道,而视奢侈为败家丧国之畏途。故极力倡导节俭,身体力行,建成千秋伟业。大凡统治者能厉行节 俭的时代,国运兴隆,社会稳定,百姓乐业。相反,统治者沉醉于奢靡时,国运衰败,社会动荡,民不聊生。从夏后帝启继统,到清朝末帝溥仪退位,在数千年的中 国古代社会里,有数百名王和皇帝,主宰着中国历史命运。其中不乏文韬武略,励精图治,建不朽业绩,领一代风骚者。汉文帝便是这些佼佼者中的一位。

汉文帝虽功不及秦皇汉祖,德逊于夏禹周文,然而却以躬修节俭、思安百姓著称于世,被誉为好皇帝,树为统治者的榜样,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享有盛名。

汉王二年(前205),刘邦使曹参、韩信北略魏地,擒魏王豹,掠其宫女,纳入织室做工。汉王四年,刘邦偶然间来到织室,见到所掠魏王宫女中有位姓薄的色 美,遂纳入后宫,号称薄姬,成一夜夫妻,而生支帝刘恒。至高祖十一年(前196),刘邦平定代相陈之乱后,欲立宗室为代王,树为藩屏,北控夷狄。群臣见 八岁的刘恒“贤知温良”,一致推举,遂立为代王。吕后称制残害诸刘骨肉时,因昔日薄姬很少同刘邦在一起,不得爱幸,故免遭吕后忌妒,未被视为敌手,得以随 子刘恒居于代都晋阳。在宫廷斗争复杂,祸福难测环境中,刘恒母子虽远离宫中是非之地,仍生于忧患之中,诸事小心翼翼,谨防惹火烧身,渐渐使刘恒养成谦恭宽 厚、克己寡欲的品格和习性,其躬修节俭,思安百姓,自有历史因素。

至代王刘恒24岁时,吕后驾崩,诸吕覆灭,太尉周勃等认为吕后所立 少帝刘弘非惠帝之子,深怕日后替吕后进行报复,加害诸大臣,遂决定废少帝刘弘,议立新君。当时,刘邦8个儿子中,已有3个病故,3个被吕后杀害,只有代王 刘恒和少子淮南王刘长健在。此外,还有刘邦长孙齐王刘襄,也具备继承皇位资格,而且最初大臣们曾议立齐王襄。但因刘襄舅父驷钧暴戾如虎,恶名昭著,大臣们 深怕重蹈诸吕覆辙,所以又改变了立刘襄为皇帝的念头。经过多方权衡,代王刘恒居长,且风华正茂,已做了17年代王,政治上渐至成熟,其舅父薄昭为忠厚长 者,颇有人望,可无外戚之忧,遂立其为皇帝,于吕后死后两个多月宣布即天子位。

汉文帝既无创业功劳,又无守成业绩,在铲除诸吕中,也 无尺寸之功,同大臣们的关系也无深交。但是,政治斗争常常是鹬蚌相争,渔人得利,最后选择一位双方都能接受的中性人物出来收场。历史赋予刘恒乱后思治机 遇,仅凭“贤圣仁孝,闻于天下”的名声,当上了皇帝。即位以后,颇能以前代兴亡得失为鉴,“勤劳天下,忧苦万民”,推行以民为本方针。为了稳定形势,巩固 政权,从即位伊始,接连采取节俭惠民政策,减轻百姓负担,使国家走向健康发展道路。

前元元年(前179)三月,汉文帝诏令振贷鳏寡孤 独及穷困百姓,使其得以维持生计。明令各郡县,对“年八十以上,赐米月一石,肉二十斤,酒五斗。其九十以上,又赐帛二疋,絮三斤”。并使所在郡县长吏亲自 过目后,督责尉丞致送。此项纪事,表面上看似有舛误,所赐大于所需,又非官府财力所及,给人以不实之感。但细绎其情,又完全可能:一是人生七十古来稀,在 汉代八九十岁的老人凤毛麟角,万不得一,故此项诏令仅是象征性措施,不具普遍意义;二是自战国以来,各国倡导法家主张,贵壮贱老,寡于亲亲之恩,怠于尊尊 之义,致使世风浇薄,恩义断绝,并直接反映在统治者身上,屡有犯上作乱事件发生,严重危及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。因此,汉文帝推行孝亲养老政策,具有重要的 现实政治意义,从根本上醇化社会风气,强化统治基础,让人们循规蹈矩,习惯于走前人老路。

同年四月,汉文帝又从自身作起,拒收献物, 以煞送礼之风。当时曾有人来向皇帝献千里马,文帝说:“鸾骑在前,属车在后,吉行日五十里,师行三十里;朕乘千里马,独先安之?”这两句话,既说得实际, 又很有哲理,深知自己寸步离不开群臣,一旦乘坐千里马,势必远离群臣,成为我行我素的孤家寡人。于是,汉文帝命令退还千里马,并发给路费,使其免受损失。 随后又下诏:“朕不受献也,其令四方毋求来献。”禁止官吏烦扰百姓,搜求天下奇物玩好,以物质讨好皇上。后世的汉武帝,为了得到西域所产千里马,不惜兴师 动众,派兵远征,耗费人力物力,以满足渴求良马的欲望,同汉文帝形成鲜明对比,产生截然相反的作用。皇权至上,人欲无穷,今天接受一匹千里马,明天可能会 有十匹二十匹来献,收授双方竞其所为,势必误国害民。

前元二年十月,汉文帝为了约束诸侯坐享京城,无所事事,每年需有大宗钱物由封国 运至京师,供其使用,故而号令列侯之国,回到各自封地去,以节省财政开销,减轻百姓负担。早在刘邦生前,为了夺取楚汉战争胜利,巩固统治政权,曾广封功臣 和宗室为列侯,以高官厚禄网罗人才,培植势力,以控制各地局势,先后有近160人获得封侯,食其爵禄;惠帝及吕后时,又相继封40余人为列侯。列侯数量有 增无减,百姓负担随之增多。汉文帝即位后,亲眼看到诸侯留居长安,游手好闲,坐食封禄,百姓备受给输之苦。同时,列侯们远离封邑,“无由教训其民”,更不 了解百姓疾苦,无法有效理民治国,控制各地局势。因此,汉文帝下令列侯之国,不得在京城逗留。对于身兼朝廷官职和少数得到皇帝特许留京的列侯,可不必亲自 居住在封邑,继续留在京城,但须遣其太子之国,代尽父责。至三年十月,虽经过一年多的时间,此项诏令并未得到很好贯彻落实,许多列侯依然留在长安,不肯遵 令之国。于是,汉文帝采取强硬措施,罢免了绛侯周勃的丞相官职,令其带头率列侯之国。周勃遵命,乖乖离京,前往封邑绛县居住,其余大小列侯也纷纷离京之 国。

列侯之国,虽可减少百姓给输费苦,有效掌握封邑情况,但事物往往是有一利也有一弊。列侯们远离京城,天高皇帝远,失去皇帝直接约 束,更有机会为所欲为,侵害百姓利益,导致皇帝对列侯失控。周勃回到绛县后,“每河东守尉行县至降,绛侯勃自畏恐诛,常被甲,令家人持兵以见”。如此作威 作福,擅自以兵自卫,显然是与朝廷持敌对态度,失去了信任和忠贞。因此,有人告发周勃谋反,文帝便下令将其逮捕,交廷尉治罪,引起一场朝野瞩目的政治风 波。幸好周勃的儿子娶文帝之女为妻,令儿媳妇请国舅薄昭和薄太后出面说情,为其开脱,才算了事。历代皇帝对封疆大吏失控的事例很多,造成巨大损失。汉文帝 把周勃等很有影响的老臣也赶出京城,虽起到了率领列侯之国的带头作用,然而却使君臣离心,互相猜疑,非是英明之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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